传播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渗透的边缘学科，传播学科本身就是一个学术圈地运动，由于传播领域的多样性和广泛性，从上个世纪传播学作为独立的学科诞生以来，它就涉及到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新闻学以及数学等各种不同的学科，学者们从各自的学科出发来研究信息传播的过程、规律和效果，学科本身构
二十世纪中叶传播学在美国产生后，五六十年代扩展到西欧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早期有四位学者的研究为传播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是其中之一，而且他也被称为是经验主义研究的杰出代表，并在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上有突出贡献。
一、生平及学术贡献
拉扎斯菲尔德早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应用数学博士学位，这种教育背景为他的方法论专长提供了基本的技能，为他后来创建新的大众传播研究领域提供了手段，并为他将统计的方法引用到传播研究中开辟了新的思路。
二战时，拉扎斯菲尔德逃亡到美国，幸运地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在普林斯顿大学建立了一个广播研究中心。他以一种偶然的方式介入到大众传播研究，开始了他的传播研究学术生涯。“广播研究项目”的全名是“广播对于所有类型听众的基本价值”，这实际上开拓了大众媒介传播效果领域的研究。他利用调查研究、广播节目的内容分析、收听率和其他种类的第二手资料，并且进行了广播听众和印刷媒体读者之间的比较，促使广播研究朝着精确的、量化的经验方向发展。“他驱使‘广播研究项目’广泛地超越传播研究的全景，并在他所经之处做出创新和即兴创作。”（〔美〕Ｅ・Ｍ・罗杰斯：《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８３页）拉扎斯菲尔德初次涉足传播领域就显示出其经验主义研究的特点：他重视实地调查、重视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力求研究的客观性、排除可能掺入个人因素的价值判断，他甚至运用了特殊的工具和分析方法，即“拉扎斯菲尔德―斯坦顿节目分析仪”和焦点小组访谈，这也是他对经验主义研究方法论的两个重要的贡献。
“拉扎斯菲尔德―斯坦顿节目分析仪”是一种资料收集仪器，从本质上说是媒体效果的测度仪器，记录实验对象即时的心理反应，从而能使研究者们将广播节目或广告内容预期与受众个人的情感影响连接起来。焦点小组访谈是以一种开放的方式向调查对象提问，以收集他们在特定情景下（听某个广播节目、观看演出等）有关的情景定义的资料。拉扎斯菲尔德试图将调查访问和多变量资料分析结合起来以使民意测验变为一种科学工具。
随后，拉扎斯菲尔德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应用社会研究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至六十年代中期是其鼎盛期，研究局项目的一般风格是选择有代表性的共同体，从其调查对象的样本（或人口调查）中收集资料，这种以调查为主而后结合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的研究风格沿袭了拉扎斯菲尔德的经验主义研究传统，并且就其形成定量的研究方法而言，它是当时最有影响的研究机构。由于其研究内容与社会实际紧密切合，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个人的影响》；结合１９４０至１９４８年的伊利县研究而产生的《人民的选择》，拉扎斯菲尔德明确阐述了舆论领袖和两极传播理论，使强效果论转入有限效果论，这是拉扎斯菲尔德对媒介效果研究的新成果，为大众传播研究开拓了新的背景。在引导传播研究趋向于效果研究方面，拉扎斯菲尔德的作用超出了任何其他个人。
拉扎斯菲尔德的经验主义研究为美国早期的传播学开创了崭新的领域，并引起了一系列重要的方法论进展：他提倡三角测量法，即采用测量、收集资料和资料分析的多重方法以获得对研究对象的多侧面了解；他的社会研究方法试图将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参与性观察和深度访谈、内容分析和个人传记、专题小组研究和焦点访谈结合起来――这些都是拉扎斯菲尔德在方法论上的创新。
二、方法论的合作与冲突
在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中，一直以来就存在着批判学派和经验主义研究方法论上的冲突，这两者对传播在社会中的作用、目的等看法都极不相同，以至于批判和经验主义的裂痕是当今传播领域中最明显的分歧。拉扎斯菲尔德是美国传播学经验主义的杰出代表，但他并不完全排斥批判学派，相反，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促使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在方法论上的合作，这也体现在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在“广播研究项目”的合作和冲突上。
１９３８年，同样为了躲避希特勒政权的迫害，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阿多诺来到纽约并接受拉扎斯菲尔德为他提供的第一份工作：参加“广播研究项目”中的涉及广播音乐作用的研究，由此开始了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
阿多诺在广播项目中的研究重点是音乐的消费和接受，拉扎斯菲尔德要求他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技术来检验对于大众文化和音乐的研究。这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阿多诺是无法接受的，也就是说，阿多诺不能按照拉扎斯菲尔德的设计来从事自己的研究。尽管如此，他还是为该项目撰写了４篇文章，在总的基调上仍然坚持其在欧洲就开始的批判态度，这些批判性的观点受到美国评论者和读者的明显反对，更加重要的是，他不能取悦广播研究项目的赞助者，最终洛克菲勒基金会终止了对广播音乐研究子项目的资助。１９４１年，阿多诺迁移到洛杉矶，意味着他与拉扎斯菲尔德短暂合作的结束。
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的合作没有成功，关键在于二者方法论的冲突上。作为来自中欧的流亡者，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一样，阿多诺有着丰富的欧洲文化遗产背景，他在新环境中对较为发达的媒介技术敏感，对由此营造的大众文化气氛深感不安，这一情绪常常表现为蔑视广播中的流行音乐，蔑视广播媒介本身。拉扎斯菲尔德也来自欧洲，但作为维也纳大学的数学博士，他更多地受到统计学方法和市场研究的影响。流亡美国之后，凭借着对方法论的继续关注和开创研究机构，他对美国的广播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他本人则成为“当时及以后的经验主义传播研究领域的中心人物。”（殷晓蓉：《战后美国传播学的理论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４２页）拉扎斯菲尔德和阿多诺可以说是经验主义和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各自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拉扎斯菲尔德的“广播研究项目”的前提和目标带有明显的适应性，新时期的广播研究也极为迎合美国媒介产业的商业特性，经验主义媒介研究者是将自己置于现行的体制之中，总体上接受它的价值和目标，并为最佳效果的发挥和改良做出论证和分析。首先阿多诺便无法接受这种与批判思想相悖的立场。另外让阿多诺震惊的是“广播研究项目”的类似于工厂一样的气氛，一样的操作过程。阿多诺反对用听众的喜好来指导广播节目的制定。其次，阿多诺认为“广播研究项目”的效果、内容分析和受众层次等范畴与市场研究的关联过于密切。在他看来，广播研究的目的应该是推进知识的新领域，为媒介巨头提供服务是批判学派在学术研究中所竭力排斥的。最使阿多诺不能容忍的是以定量的方法从事文化研究，即将文化现象转变成定量的数据，要求以数学的精确性对其加以分析的做法。在他看来，用各种各样的调查表格来度量文化，将文化和可以测量的数据等同起来，正是大众文化物化特性的典型体现。随着在纽约对音乐、广播及其社会关系的进一步的研究，阿多诺越来越发现他的思想根本无法被转变成可以验证的假设，而这样的验证恰恰是拉扎斯菲尔德对他的期望和要求。由此可见，这两个人分歧的实质是传播研究的性质、出发点和基本理论的重大问题，反映了传播学方法论的根本性差异。
然而，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的合作也不能说毫无成效，这是传播学方法论的第一次合作，尽管在此次合作之前，双方的学者都在思想上拒斥对方的研究方法，但这次不算成功的合作还是让他们发现了双方研究中的闪光点。后来的经验主义者在提到“广播研究项目”本身这一系统的、综合性的“开山之作”时，往往把阿多诺关于广播中的流行音乐与严肃音乐的研究也作为其成功的典型标志来谈论。拉扎斯菲尔德承认阿多诺的思想包含着因为与美国社会保持一段距离而能够发出的新鲜见解。他通过阿多诺的工作看到经验学派自身的缺陷；所以，尽管与阿多诺的合作未能成功，但是他对批判理论和“行政管理研究”的相互影响还是持有乐观态度。
虽然阿多诺的研究令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官员和广播业的业主十分不满，但拉扎斯菲尔德还是对他做了最大限度的保护，包括为他进行辩护和争取使他的研究得以继续的资助。拉扎斯菲尔德在这次合作中扮演了重要的沟通者和连接方法论桥梁的角色。１９４１年，为回应霍克海默的《传统的和批判的理论》一文，拉扎斯菲尔德写下了《评行政的和批判的传播研究》，提议在“美国传播研究”名下，不应仅是他自己的“行政的传播研究”，还应有批判的理论。这一想法寓意深刻，因为直到现在，在相当部分的研究者看来，“美国传播研究”基本上是美国经验主义传播研究的代名词，实际上，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美国批判学派就与经验主义纠缠在一起了，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在六十年代评价说，美国批判学派“人数虽少”，“却很有权威。”（〔美〕威尔伯・施拉姆等：《传播学概念》，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９５页）战争结束后，拉扎斯菲尔德又一次向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敞开了大门，他想尝试双方就广播研究等问题的再一次合作。
作为批判学者的阿多诺在此次合作中也有收获。在合作之前，这种经验主义的实用型方法对他是完全陌生的，他也因此才会产生震惊之感。有过这样的“第一次”经历之后，在以《权威人格》为名的经典研究中，阿多诺不再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了。相反，他从方法上和内容上都逐渐认可运用抽样调查和个别访谈等形式收集资料，并认可运用经验的方法对资料进行量化工作。因此，在批判的构架中应用经验的研究方法来探讨社会现象，就成了新时期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批判学派可以接受，至少在某些场合下可以接受的方向了。
三、方法论的启示
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的合作没有成功，与他们两人在观念上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有很大的关系，学者们对不同方法论的坚持并没有优劣之分，归根结底，方法论也只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学者们各取所需、各有所用，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自己所研究的领域，无论是批判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是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范式，而且一种学术研究方法必定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拉扎斯菲尔德作为经验主义研究的大师，其学术生涯给了我们一些有关方法论的启示：
１、学术研究是要在大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社会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和广阔的环境，如拉扎斯菲尔德的经验主义研究能够契合美国社会的需要，而阿多诺则很难得到美国社会的认可，但当阿多诺回到德国，他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研究又得到发展。
２、拉扎斯菲尔德作为一个来自欧洲的学者，他的某些背景与阿多诺有极其相似的地方，但他的思想和研究能够很好地适应美国社会而没有与之相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早年拉扎斯菲尔德在维也纳大学受到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他带着这种影响来到美国，从而与美国的经验主义结合在一起。
３、拉扎斯菲尔德一直想促成批判学派与经验主义的合作，这与他的思想认识有关。他是犹太人，在希特勒“反犹主义”的压力下逃亡到美国；早年在维也纳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和制度不满，在研究中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这些都是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如阿多诺）极其相似的地方，所以从他的视角来看，他能够比较容易地理解批判学派学者的研究方法和他们思想中的闪光点，所以他没有排斥批判方法在研究中的介入并一直想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
４、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方法并不是纯经验主义的，其实他在潜意识里也存在着批判的思想。拉扎斯菲尔德被评价为是“美国最有影响的社会学方法论家”，但是他“觉得不知怎么的却处于美国之外，是一个边缘人，从来没有位于事情的中心”，他觉得他自己并没有完全地融入到美国社会中，他甚至认为他所进行的有关市场的研究是低级的行为，而这正是批判学派对经验主义的批评所在，他在研究中也不断地尝试着将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结合起来。
或许拉扎斯菲尔德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是作为欧洲和美国之间的一座桥梁。在自传中，拉扎斯菲尔德写道：“当我的学术生涯开始时，欧洲的社会科学被哲学和思辨的思潮所支配……与此同时，美国行为主义和操作主义支配着知识界……在这种情况下，我成为一个连接的齿轮。一个欧洲的‘实证主义者’是一个稀奇之物，受到那些对美国社会科学中的微妙趋势有所意识的人们的欢迎。”拉扎斯菲尔德试图建立一座通向批判的学术思想的多元桥梁，希望它与美国式的经验主义研究的融合，将其作为“对于解释已知的事情与寻求新资料有用的那些挑战性问题和新概念”的一个源泉。他认为，批判的学术思想对于提出能为经验研究者们所用的挑战性问题和新概念来说是有帮助的。他这样说道：“如果有可能按照批判的研究来制定一种能与经验的工作相结合的实际的研究工序，那么，涉及的人、要处理的问题，以及最终这项工作的实际效用都将极大获利。”由于与霍克海默、弗洛姆、阿多诺和“社会研究所”的其他批判学者的私人关系，拉扎斯菲尔德非常熟悉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他认为这一工作值得引起美国学者的更大注意。尽管拉扎斯菲尔德的这一做法不为经验主义研究学者所理解，尽管许多批判学者不赞同拉扎斯菲尔德试图要他们发挥作用的那种角色，尽管从表面上看来拉扎斯菲尔德关于建造沟通方法论桥梁的尝试最终失败，但他的这种尝试为传播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吉尔兹曾经说过：“学科研究需要有开阔的视野，通过综合性的发掘而形成新的理论框架。”拉扎斯菲尔德为经验主义研究本身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创新，又尝试着进行经验主义与批判主义在研究方法上的合作，这种新的尝试和突破在传播学研究史上是影响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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